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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發揚光大包豪斯遺產

　　6、沃爾特·格羅庇烏斯為自己建造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對德紹的轟炸中被破壞。

　　在14年的時間內，魏瑪、德紹（Dessau）和柏林，是3所“包豪斯學校”的3個基地。然后在1933年，包豪斯建筑學派終于被現代主義者的反對派擊敗。現在，在對包豪斯建筑學派遲到的崇敬中，在魏瑪和德紹的校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包豪斯學校”作為一個傳奇故事保存下來，并且，利用1933以后消失的教師和學生的作品保持活力。一個獨立的現代派“包豪斯運動”在以色列發展。上個世紀30年代，“新包豪斯學院”在芝加哥建立，并且，紐約現在是沒有從德國進口的鋼鐵和玻璃審美觀念的不同的城市。最終，當建筑師尋求對抗一個變得不同凡響的傳奇時，“包豪斯建筑學派”的純粹主義對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活潑的后現代主義就顯得太呆板。

　　7、匈牙利家具設計師馬歇·布勞耶（Marcel Breuer）在1926年設計的“瓦西里椅”（Wassily）。沃爾特·格羅庇烏斯要求“包豪斯學校”積極涉足技術和工業。

　　在戰后分成兩個國家的德國，東德和西德都對“包豪斯學校”的遺產提出要求。后來，有批評家指出，這些丑陋的公寓樓和預制安裝的建筑物，是“包豪斯建筑學派”的“大規模生產房屋的觀點的直接結果。但這些使“包豪斯學校”非神秘化的嘗試，從未真正成功過。

　　在2009年，“包豪斯學校”的周年紀念，似乎是每一個人都在贊美“包豪斯學校”，將這個學校作為一個對以后發展的建筑設計有重大影響的實驗室。它被稱為一個巨大的、有趣的工作室，它幾乎是隨便地就弄出一項設計創新，將審美學帶到普通的生活中。但實際上，它非常復雜、矛盾，比它的名聲更突出。

　　由德國建筑師沃爾特·格羅庇烏斯完成的真實的業績和他的支持者，承認和暴露了建筑與設計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力量。他們希望運用“一般的條件”發揮“有效的影響”，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并且讓所有這些變成“全體人民關心的東西”。

　　8、在德紹的“包豪斯學校”內景。這幢建筑物現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單“。

　　作為政治上的建筑學概念，也是“包豪斯學校”的一種概念。因為它具體地設計生活環境，并且會引起爭議和反對。

　　當然，使世界變得更好的愿望，現在經常被認為是有缺陷的。但也許正是回到這種原創的精神的時候。“包豪斯學校”的繼承者——“包豪斯德紹基金會”（Bauhaus Foundation Dessau）和“魏瑪包豪斯大學”（Bauhaus University of Weimar）可能會很好地繼承“包豪斯學校”的創新方法和創新精神。

　　至少在德紹，這個周年紀念被用來作為一個新的開始。柏林建筑師菲利普?奧斯瓦爾特（Philipp Oswalt）在3月份將擔任這個周年紀念的導演。他呼吁更多的承諾，并且讓學校與社會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

　　一個精英團體的創新

　　9、“包豪斯學校”的“極簡抽象美學”有持續的影響。這些椅子是由彼得?凱勒（Peter Keler）設計的“紅色立方體”（Red Cube）和由沃爾特?格羅庇烏斯在1921年設計的“座位51”（ Seat 51）。

　　在1919年，幾乎沒有人預期“包豪斯學校”會成為一個有永久魅力的事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藝術界被凍結在心靈的創傷中。那些逃脫戰爭劫難的人艱難地掙錢謀生，未來似乎是政治上激烈，經濟上不確定。

　　這時，“包豪斯學校”作為一個閃光的希望出現了。德國建筑師沃爾特?格羅庇烏斯考慮到戰前的藝術家放蕩不羈、天真質樸的特點，他尋求設立一個支持畫家、設計師和建筑師的基金。按照他的想象，商業是所有藝術努力的基礎。在這個學校里，他建立了車間，并且稱他的教授為師傅，稱他的學生為學徒和熟練工。

　　他的目標是將學生的智力、天資和能力結合起來。在“包豪斯學校”創造的所有產品——包括椅子、燈、門或壁畫，似乎包含了自信的核心。“包豪斯學校”流傳到今天的魅力，不僅來源于這種自信，而且來源于這種事實——學校吸引的富于進取心和有成功希望的年青人。

　　“包豪斯學校”的創立者沃爾特·格羅庇烏斯的學生是貧窮而饑餓的——這種說法既是真實的，又是象征性的。他們對生活和知識，對審美的體驗和肉體的愉悅是饑渴的。他們還缺少每一件東西——從工作的材料到服裝到宿舍。這個學校的食堂，在1919年10月開張，它后來在學校的建筑物和種菜的花園中，發展成為學校最重要的地方。盡管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很簡陋，學生和教師都發展了一種巨大的自信。這是一種精英團體的意識，或至少是一些脫離了常規的人的意識。

　　10、在德國克雷菲爾德（Krefeld）的別墅，由密斯·凡德羅設計。在納粹掌權之后，“包豪斯學校”的許多教師和學生逃到美國，并且對現代建筑產生巨大的影響。

　　“包豪斯學校”的學生雷·索保特（Ré Soupault）說：“我們全都象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任何到這所學校學習的人都宣布放棄他們的資產階級背景。例如，索保特承認，與她的家庭分開是一種討厭但不得不做的事。

　　這些做法當然不會給當地居民以好感。魏瑪的居民石感到驚愕的是，“包豪斯學校”的男女在室外裸體日光浴，并且淫亂地交際，甚至生了小孩。

　　“包豪斯學校”成為一個為年青人提供完全的新的習俗的團體。在最初的幾年，由于瑞士畫家約翰內斯·伊頓（Johannes Itten）扮演了一種宗教老師的角色，“包豪斯學校”甚至相當神秘。一個遠東教學工作的追隨者剃光頭，并且穿僧侶一樣的服裝。約翰內斯·伊頓要求他的學生丟掉“所有的傳統習俗”。

　　11、在柏林的現代派建筑。這幢住房由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設計，現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遺產。

　　起初，“包豪斯學校”的創立者沃爾特·格羅庇烏斯試圖用他的對商業的重要性的信仰和他對木材作為一種材料（回到中世紀建筑工人的小屋）的偏愛，再插入一種精神到這個工業化時代。然而，這個校長很快拋棄了這些最初的想法和他對過去的理想化。他仍然譴責把純粹的藝術作為一個目標，并且他繼續拒絕為鑒賞家生產奢侈物品。但他也激烈地宣傳根據工業的可能性調整建筑和產品的設計。

　　1923年，他正式公布他的座右銘：“藝術和技術——一個新的單元。”（Art and Technology -- a New Unit）。這個“包豪斯學校”校長要求加速，希望戰勝“可能的呆滯”。他抱怨一些“包豪斯建筑學派”的成員寧愿選擇“回到自然，寧愿用玩具弓射擊，而不用獵槍”。

　　對來自戰前這個機制的力量信仰再度覺醒。它在“包豪斯學校”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上引起熱烈的爭論。懷疑論者之一是“包豪斯學校”的教師喬治·蒙克（Georg Muche）。他拒絕進入與外部世界的一些因素形成的“妥協的關系”。俄羅斯天才畫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幫助創立了抽象派藝術教學，但也遇到了其他的困難。

　　12、“包豪斯風格”由歐洲的移民“出口”到以色列。例如，位于特拉維夫中心的這幢所謂的“白城”（White City）的建筑，是“包豪斯風格”的一個突出代表。

　　形式和功能、生產和營銷，每一件事都從頭開始。“新”是當時的流行語：新建筑、新視覺，還有《新人》雜志（New Man）。

　　在這個學校內，“風格”（style）這個概念也是有爭議的，然而它是存在的。當然，顯而易見是“包豪斯風格”。摒除全部的炫耀，這種極簡抽象的建筑語匯，是一種理性的、大眾化的表述。從那時以來，現代主義的神話——包括平屋頂、一把椅子的實用邏輯和一把金屬茶壺的實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