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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標準》，在檢材中選取《標準》指定的24個位點，這24個位點中如有兩個及以上不同，即可判斷為不同品種，有一個位點不同即為相似品種，否則為相同或極近似品種。本案就是依據該《標準》做出了部分被控侵權樣本構成侵權的認定。但該《標準》目前只能針對F1代間的一致性鑒定，對品種間的血緣性卻不能適用，若父本或母本申請了品種權保護，被控侵權人使用了該親本（父本或母本）與其他不受品種權保護的親本雜交，繁殖F1代種子，將F1代與親本之間進行鑒定比對，即是血緣性鑒定，對此，該《標準》沒有涉及。司法實踐中若遇到親本被侵權，只能就申請品種保護時的親本備案種子與被控侵權的親本間進行一致性鑒定。

　　王懷慶說，目前，針對水稻品種一致性司法鑒定，我國尚無司法行政機關依法指定的鑒定機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經征詢雙方當事人意見，我們選擇了中國水稻研究所作為鑒定機構，但由于該所是國家重點科研機構，擔負著國家重大科研課題，面對法院的委托，比較為難，畢竟該所沒有這方面的義務，并且鑒定結論做出后，對其不利的一方當事人可能會提出各種苛刻的要求，面對復雜的訴訟，科研機構擔此重任，并非長久之策。建議司法行政機關盡快指定植物新品種鑒定機構。

　　植物新品種案舉證責任的分配

　　在司法實踐中，植物新品種侵權案舉證相對比較困難。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王懷慶對記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王懷慶說，我國民訴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對舉證責任的分配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即一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在特殊情況下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對于植物新品種案件，沒有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條款，但這并不排除法官將部分舉證責任合理的分配給被告承擔。根據《證據規則》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因此，在當事人否認其侵權及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時，仍有就其主張的減輕或免除的事實理由舉證。

　　本案中，原告舉證證明了被告制種的面積、估計產量、合理成本，從而可以合理推算出侵權的獲利，但被告否認了這一事實，認為實際從制種基地收購的被控侵權種子數量、成本與制種合同約定的均不相同，但沒有舉證，本案最后根據原告所舉證據確定的制種數量，合理的確定侵權賠償數額。

　　植物新品種案件舉證責任的分配，應當結合當事人的實際舉證能力確定，本案原告舉出了被告制種合同及實際制種面積，但由于當年在基地收割種子時，受臺風影響，種子大面積減產，這也是客觀事實，在計算種子的實際收購數量，應充分考慮這一因素，但原告并不是被告種子收購的實際參與者，讓其舉出被告的實際收購數量，也是勉為其難，客觀上無法完成，而被告則很容易舉出其實際的收購數量。

　　在本案，讓原告承擔舉證證明被告實際的種子收購數量的舉證責任，不符合客觀實際、由法院根據侵權的性質情節在50萬元以內裁量有失公正的情況下，將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符合客觀實際。

　　因此，在審理植物新品種案件中，以“法定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為基礎”，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以“舉證責任合理分配給有舉證能力的一方為補充”，可以合理的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符合客觀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