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這只“黑天鵝事件”，導致全球部分供應鏈的暫時停工，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決不會改變中國經濟轉型和城市化的進程，但它對中國經濟轉型和城市化的發展路徑將會有所改變，甚至是深刻改變。

　　一、“半城市化”的中國遭遇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與SARS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大不同是，更高強度人口流動加速了疫情擴散。這種高強度人口流動，來自中國的“半城市化”發展特征。
半城市化（semi-urbanization）是特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即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其表現為，農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2003年，整個SARS疫情所涉及的內地省市有24個省區市、266個縣市，首發廣東，輸入性+地方性感染11省區，輸入性+無地方性感染11省區。包含港澳，SARS共有7748人受感染，其中，北京、廣東、香港特區疫情最為嚴重，三地感染人數均超過千人。

　　本次新冠肺炎，截止2月10日24點，通報的確診人數高達42638人，內地各省區市無一幸免，除湖北省外，確診人數超千人的省市有廣東、浙江、河南，確診感染規模新冠肺炎人數已經接近SARS的6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率走勢圖

　　2003年，我國還是全球的“組裝工廠”，而且正坐在高速發展的全球化列車上。而今，這趟車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各種力量的制約。在國內，2003年的高速城市化、工業化快速地驅動經濟增長，融入全球產業鏈，中國的經濟和城市進入一個非常態化的十多年發展歷程。2020年的今天，我國經濟也從高速增長進入了中速的常態化增長態勢，我們的城市化已經站到了60%的新起點上。

　　當前，有些人把疫情影響片面地歸結為超常規的城市化發展，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甚妥當。如果順著這種看法再推演，那么就是城市化所導致的。反觀歷史，不管是巴黎的鼠疫還是倫敦的瘟疫，并沒有改變人類對城市的向往。這次新冠肺炎的影響，我們需要從更深層次的角度考慮這些問題，疫情在城市的擴散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城市化目前還不足的問題，是城市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錯的不是城市化，而是低質量發展的城市化，其實更貼切的說是“半城市化”所致。
可以預見，這次新冠疫情對中國城市化的影響不會小，而且可能是更深刻。我們的公共服務的不足、城市治理的不完善、應急物資儲備的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跟這種半城市化發展狀態息息相關。這些問題對疫情的擴散起到了很多助推作用。

　　二、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鵝”對我國城市化考驗

　　對當前14個一線城市發布的支持企業發展政策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政策為當前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措施。

　　1、公共醫療服務的考驗

　　始于2017年以來的人才大戰中，武漢喊出了8折買房、大專年薪4萬起、本科年薪5萬起、碩士年薪6萬起、博士年薪8萬起等宣傳。然而，這次疫情，讓武漢的另一面暴露了出來：醫療資源的不足，醫療物資的儲備匱乏，是這次武漢疫情控制的短板之一。新冠肺炎在武漢前期的擴散，醫療服務的短板毫無疑問是這次快速擴散的重要問題，病人沒法及時收治，又加速了在城市內的擴散。或者說，醫療短板的存在使得病人無法得到有效收治，致使疫情難以有效管控。

　　這次疫情給各大城市最大的考驗之一就是醫療服務和醫療防護物資的供應。幾乎沒有一個城市在口罩等醫療物資供應上不短缺。醫療機構的數量和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次疫情防控方面的能力。未來，也會對這個城市在人才吸引上產生一定影響。

　　“半城市化”的現實決定了中國當前醫療供給的質量和水平。更多的地方公共資源投放以常住人口的規模進行配置，然而實際上，很多城市的管理人口遠遠超過常住人口，導致醫療資源不足。當前，我國優質的醫療機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各省會城市。一線城市深圳在醫療領域，處于二線城市的水平，萬人床位數不到南京、武漢和哈爾濱的一半，萬人醫生數不如北京的一半。通過這次疫情，人們將會對健康更加關注，企業設立總部、人才選擇就業也將有更多考量。

　　這次疫情給公共服務的投入不足和水平低下的城市敲了一次警鐘。除了醫療以外，教育、環境等投入同樣是衡量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這一點從教育的投入顯得更為明顯。因好學校資源不足，周邊的房價、物價都比非好學校的地段貴。

　　疫情后，發現一塊寶貴的空地在應對集中安置確診病人是多么的重要。雷神山、火神山的地，是武漢的救命稻草。在城市遠離中心區長期預留一個大型傳染病醫院是多非常的必要。深圳在早幾年把傳染病醫院搬離中心城區羅湖，移址龍崗，并在此基礎上成立第三人民醫院，同時，近期為應對疫情，還在加快該醫院的擴建工程。
毫無疑問，這次疫情后，武漢的城市競爭力排名會出現一定下降。進入2020年，城市的競爭在產業競爭的基礎上，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是未來城市競爭的重要因素。

　　2、人口流動引致的社會治理的考驗

　　疫情期，為了防止外地人可能帶來病源，很多地方怪招奇出，一些地方將非戶籍和無自有房產者拒之于高速路口，并原路派遣回去。可記得，一年前，各地可是搶人大戰，各地嗷嗷直叫用工難，招工難。招工甚至成了各地的產業發展一大制約，曾幾何時，鄭州為解決富士康的用工，干部全員招工。

　　疫情肆虐下，大規模的人口離城和返城，給城市的社會治理帶來很大的挑戰。特別是開工在即之時，人員的摸排、疑似人員的跟蹤、隔離人員的服務，無不是給社會治理帶來壓力。城中村、傳統工業園區等是流動人口的密集地。

　　相當長時間，我們還會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大規模擺動將是很長時間的常態。這為城市社會的管理帶來很大的壓力。很多城市的公共投入主要集中在這些方面。

　　大多數城市傳統的做法依然是網格化，為了管理好安全防控，大量的人員安置在社區、街道，街道辦事人員疲于奔命，還要應對各種檢查，上報各種表格和數據。這次疫情的社會管理工作更為繁重，過去的社會管理更多的是防范，而這次更多地主動出擊，需要主動對接，識別出異地的返程人員，挨家排查。

　　人口大規模流動還呼吁傳統戶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對于沿海地區的城市，戶籍人口一般都遠小于常住人口的數量。很多人都是“人進了城，而身份沒有進城”，“家”就留在了農村或者內地，流動就成了必然。幾個數據體現的很清晰，北京常住人口2172.9萬，城鎮1876.6萬，戶籍1359.2萬，近700萬人口是非北京戶籍。深圳常住1252.83萬，戶籍434.72萬，實際管理的人口超2000萬。

　　改變半城市化狀態，需要再加大戶籍制度的改革，引導更多的人員向超大城市、大城市的周邊二線、三線城市進行集聚。讓更多的人留在城市群的內部地區，而不是跨城市群、跨省的人口擺動。當然，人口流動的社會管理或者社會治理根源在于改革。這種治理，不是將人“管”起來，而是讓人在城市群內部沉淀下來，在城市群內部去流動，讓自然人和“身份人”在城市里固化，實現人的城市化。

　　3、城市應急的考驗

　　每一次重大災情和疫情，都是對一個城市建設體系的考驗，更重要的是對城市應急體系建設的考驗。本次疫情以來，口罩搶購、超市搶購等考驗著城市的應急能力。2018年，臺風“山竹”過境深圳的時候，就曾出現超市搶購的現象，市民紛紛囤貨。這次也不例外，物資的搶購，囤貨持續好幾天，直到政府不斷發布公告才告一段落。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內地城市，香港特區同樣也是這樣，連紙巾都搶購一空。毫無疑問，香港如果沒有內地的支援，我相信搶購更會嚴重。

　　口罩、體溫計等在節后開工更成了緊缺型戰略物資，沒有這些，企業沒法達到基本開工條件，多少企業主苦苦尋求這些物資的支援。一個小企業老板因缺一個體溫計，整整找了三天才找到貨源，慶幸的是在開工的前天晚上才得以解決。過去，我們城市在菜籃子、米袋子等領域物資基本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應急儲備和基地，但對于醫療物資領域這次是個深刻的教訓。

　　在物資的供應基礎上，考驗政府部門的就是如何協調、利用這些物資，確保最優化、最有效，把居民的恐慌和擔心在最短時間消除。為了物資的保障，我們甚至看到大理截留征用寄往重慶的口罩。

　　4、產城融合的考驗

　　過去我國城市更多的關注經濟發展，規劃了一大批的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區功能相對單一，甚至一個城市都是生產型的城市。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所成長起來的城市多數基本上是以這個結構為主導，不管是深圳、東莞、寧波等新興城市，還是廣州、蘇州等傳統重要城市，國家級高新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各種產業園區層出不窮。這些產業園區和開發區，小則幾平方公里，大則幾十平方公里，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如東莞松山湖高新區總規劃控制面積103平方公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前身原蘿崗區管轄面積高達393.22平方公里。有些園區管委會與其所屬的行政區政府合署辦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園區管委會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高于區級政府部門。這就導致了我們在城市規劃領域過度強調產業的集聚、園區的集聚，并最終形成城市大規模產城分離的格局。

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10）功能分區圖

　　當我們不斷規劃園區的時候，很少有人去總結和借鑒發達國家的科技園區。以硅谷為例，硅谷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園區，它更多的是一個空間地理概念。硅谷的主要部分位于舊金山半島南端的圣塔克拉拉縣，主要包括該縣下屬的從帕羅奧多市到縣府圣何塞市一段長約25英里的谷地。硅谷的總范圍一般還包含舊金山灣區西南部圣馬特奧縣的部分城市（比如門洛帕克），以及舊金山灣區東部阿拉米達縣的部分城市（比如費利蒙）。

　　疫情再次需要我們對城市規劃的反思——城市的規劃和建設中，需要更多的中小尺度的產業社區，并加大產城功能的融合，從而在城市范圍內降低城區間的無效流動。在應對疫情防控以及后續措施時，以便于采取差異化的措施，分片區防控，分片區復工生產，將疫情對城市的影響和沖擊降到相對較低的范圍。

　　5、產業的考驗

　　當前，很多地方正在不斷提升城市的疫情防控響應級別，1月31號，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已全部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停工停業措施給經濟帶來明顯沖擊，并成為對城市的重要考驗之一。根據有關媒體報道，當前很多城市復工率不到3成，其實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還處于停工狀態。據證券時報報道，截至2月9日的數據，深圳北站進站1.8萬人次，出站約6.8萬人次，現在基本上屬于低位運行，客流量相較往年春節后返深高峰期減少80%左右。號稱中國南方硅谷的深圳科技園，有關媒體報道作為明星寫字樓的科興科學園2月10日入駐企業復工率僅為2%；上海部分商務區寫字樓的復工率不足兩成。

　　疫情還給了城市主官一個很大命題——過度單一的產業抗風性能力弱。這種情形與礦產資源的開發型城市不一樣，礦產資源型的城市單一產業更多的是宏觀產業和經濟周期所致。而疫情帶來的沖擊，是長期的脈沖，而且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恢復。本次疫情對產業的沖擊后，城市需要增加各自產業的豐度，改變產業單一結構，特別是消費型、旅游度假型城市。

　　疫情對消費的改變，“宅”經濟和“宅”生活的重新定義：服務經濟的非場地化，云辦公、居家辦公等新型辦公形態被大量使用。這也對制造業的無人化、少人化提出了新要求。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新形態、新組織、新的行業將會進一步演化出來。中國還將對“世界工廠”進行新定義，中國不僅僅只是一個“工廠”，未來更多的是“研發空間”。制造型城市產業的轉型和調整，可能將更多地逐步向智能化、泛互聯網化，消費電商化的深化，產業互聯網化、制造服務化等方向發展。

　　6、單一城市與城市群的考驗

　　城市競爭力不再是一個城市所具備的最重要要素，當前，更需要放在大區域去考量，在大區域內的城市群內部能否形成合力。回顧近300年現代化的歷史，全球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興起，大量勞動力開始涌入新興城市，城市數量和規模迅速增長；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擴散，一些產業因城市轉型、成本等各種因素轉移到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去，逆城市化現象出現；目前第三輪城市化浪潮中，主要特點是通過強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物流聯系，形成龐大的立體城市群網絡，全面提高大城市的總體實力國際競爭力。城市的競爭不再是單一城市的競爭，而是依托城市群所構建的公共服務、產業集聚、創新能力以及人口等多要素的競爭。“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加快城市群建設發展”，提及的城市群共有19個，從建設和發展水平看，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個城市群具備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

　　疫情之后對中國城市群發展帶來的思考是，一流的城市群是中國的發展未來。當然，未來，城市群建設是最大的挑戰，更多地來自區域間的協調、城市間的協同，以及產業鏈的融合，人口的高強度流動所配置的高質量公共服務的供給。只有更大的規模，才能提供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只有更有效地集聚，才能形成高質量的產業集群。也只有更緊密的城市協同，才會降低城市群內部競爭的內耗。

　　三、疫情后的中國城市化的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能會長期持續下去，更不可能會改變中國經濟轉型和城市化的進程，但它可能會對中國經濟轉型和城市化的發展路徑會有所改變，甚至是深刻改變。但疫情給我們城市化帶來的挑戰是深刻的，應當做政策調整，以盡快改變當前中國“半城市化”現狀。中國城市化的深化需要很長一段路要走，無論多難，也需要走下去。

　　1、凝聚城市群的競爭合力，增強都市圈的集聚能力。

　　未來，中國城市化的重心應該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優質資源、優秀企業、優秀的人才，都將向一流的城市群集中。在城市群內部，分工、協同，是城市群能否保持競爭合力的重要因素，在超大城市發揮引領的同時，在其周邊需要培育和壯大更多地中型城市，這也是城市群發展的重心，不能讓城市群成為單一城市。

　　2、補公共服務短板，迫在眉睫。醫療、教育、環境等公共服務的短板需要加大投資，疫情教育應該是深刻的。

　　這一點，應該說刻不容緩。沒有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我們的城市化永遠在“半城市化”的路上。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礎上，加大市場化的公共服務供給，讓公共服務形成有效的消費市場。

　　3、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和質量，提升我們城市化質量。

　　加強城市應急水平，提升醫療、生活、以及重大災害的物資儲備和能力。構建城市“智慧大腦”，加強智慧城市建設，讓智慧設施進入城市治理的管道當中發揮作用，推動公共服務智慧化和智能化。

　　4、促進產業轉型，引導經濟和產業培育，推動產業向生命健康的新方式、泛互聯網的新經濟、智能制造新模式等方向發展。

　　提升城市產業的豐度，中小型城市更需要培育地方性的特色產業，并將這些產業融入到平臺型企業發展當中，打造地區品牌。將城市融入到科技龍頭、制造業龍頭的產業布局當中，成為他們發展的重要節點，搭上科技巨頭發展的快車。

　　5、更重要的，改變當前城市化的有關“人”的制度，讓農民工進城，鼓勵中小城鎮人口向都市圈遷移和集中。
進一步改革當前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身份”的制度鴻溝和福利鴻溝，通過戶籍的流動和社保的流動，釋放更多地政策紅利，促進“人”的變革。

　　作者為博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