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特色歷史城市的價值的認識，首先要把握中國歷史發展大的脈絡，并把這一進程放到人類文明與世界歷史發展中加以考察。任何一個城市的特色與價值都與這一背景息息相關，并成為這一大脈絡與進程具體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以農耕文明為根基，農業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領先于世界。作為農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城邑不但是社會文明水平的主要象征，而且在促進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取得了輝煌成就。

　　首先，中國幅員遼闊，在大一統的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層級分明、國野一體的、以城邑為核心的聚落網絡體系。這與西方城邦制度下出現的城市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宏大的聚落體系源于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早在夏朝，大禹治水就對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遼闊國土進行了水土勘察。《尚書·夏書》已有“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的記載。《周禮·職方氏》更負“辨九州島之國”之責。國家層面的聚落體系在三代時期主要是以“禮制”得以維系的，秦漢以后則由更加完善的中央集權統一掌控。比如歷代都會在畿輔地區建立以京師為核心的城鎮網絡，而各府城與其管轄的縣城在軍事、經濟等方面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樣的城邑體系中，每一個具體的城邑又與其周邊的農村地區在各方面互為依存，并構成完整的聚落網絡文化景觀。比如長江下游地區的城鎮就與其周邊的塘浦、圩田、溇港農業村落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

　　第二，中國古代的城邑網絡受到重要水陸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在水陸交通要沖上發展出很多重要的城市。自秦始皇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的改革后，更出現了很多載入人類史冊的、偉大的水路交通工程，它們在很長的時間內極大地促進了沿線的農業發展與城邑建設與地域間的文化交流。比如京杭大運河沿線地區的城鎮體系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第三，特殊的地理條件使中國古代的農業重心處于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的地域，北部為草原游牧地區，而東南沿海漫長的海岸線又為我們的先人開發和利用海洋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是就是在多種經濟模式與文化的摩擦、碰撞和交流之中發展壯大的。萬里長城防御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既維護了農耕與游牧交錯地帶的安寧，也促進了沿線地區的土地開墾與城鎮的發展。北京、大同、西安等這些重要的城市都與長城防御體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它們是中國古代北部東西走向的城鎮體系網絡的重要支點。另外，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中原地區向邊緣地區的擴展也帶動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城邑關塞的建設，促進了民族融合、地方經濟與文化發展，如湖南鳳凰縣的區域防御體系中的眾多城邑村落。

　　第四，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其他地區與文明的深入交流是很多中國古代城邑的突出特點，也反映了中國城市的包容與開放。這些城市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與交流。如果說，漢唐長安城基于絲綢之路的建立而貫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那么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城在正好處在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游獵文明的交點上，而隋唐東都洛陽的設置則解決了南北物資轉運與海上絲路的聯系問題。

　　近年來，關聯性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系列遺產類型的重要理論基礎，而這種關聯性普遍存在于中國古代城邑網絡中。從關聯或網絡的觀點出發，我們會對我國現有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村以及農業遺產、工業文化景觀、單體文物等的價值有一個新的認識。比如，泉州古城與位于十幾公里之外海灣地區的石湖碼頭、六勝塔等就構成了古泉州刺桐城在宋元時期作為東方第一大港的歷史見證。隨著遺產保護進入新的時代，以關聯性的視角認識和挖掘中國古代城市更深層次的歷史價值必將把中國特色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推向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