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間規劃和經濟密度的整合：市場力量下集聚經濟創造就業崗位密度的高峰

　　在高效率和高競爭力城市中，如倫敦和紐約，有三分之一的就業機會都集聚在大約1％的核心都市區，這些區域創造高度的知識溢出價值，而另外三分之二的市區車站林立。全球經濟體中的工作崗位和公司密度表明，工作崗位密度可以提高生產力、競爭力和就業機會。

　　紐約和大倫敦三分之一的工作崗位（這兩個城市的居民數是850萬，而核心區提供150萬個工作崗位）都集中在面積僅有15平方公里的市區，而紐約的總面積有790平方公里，大倫敦的總面積為1572平方公里。而在這些狹小的核心區域，這些先進服務經濟體的管理領導機構在這里更集中。比如，在倫敦，29%的辦公空間集中在面積不到1％的倫敦金融城商業區（每平方公里擁有45萬個就業崗位，在過去十年間增長率為30％以上）；

　　而在紐約市，60％的市辦公空間都集中在面積9平方公里的曼哈頓，也就是占紐約市大約1％的面積。在這些超級集聚的區域，每平方公里提供的工作崗位數最高為15萬個。盡管在這些核心地帶人員高度聚集，但由于提供了高質量的公共空間，這些區域仍保持著良好的宜居環境，如倫敦金絲雀碼頭。在紐約和倫敦這兩個全球化城市中，另外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大部分是沿交通走廊及周邊交通節點分布；而在全球范圍內，大約2/3的工作崗位都集中在距離公共交通站1公里范圍內的區域。

　　跨市區的工作崗位也具有較好的交通可達性（在當地，工作地點/居住地點之間有良好的平衡關系;在市區，就業崗位密度要符合工作地點的可達性，特別是在核心區方便的交通網絡保證了高密度工作崗位的交通可達性），這就確保了在TOD城市的當地居民可獲得大量的就業機會，因而這類城市也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和較高的土地價值。

　　四、實現職位平衡是地方均衡發展的關鍵所在

　　職位平衡的關鍵是確保包容性，減少上下班的通勤時間。但是，過多的分散政策破壞了這種平衡。在地方層面，職位平衡也是確保當地在交通節點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的關鍵。這與在核心區域的高度集中的工作崗位并不矛盾：曼哈頓、首爾和東京也有較高的居住密度（分別為每平方公里2.1萬居民、1.6萬居民和1.5萬居民），另外2/3的工作崗位都聚集在交通節點附近，這就確保大都市能夠實現當地的平衡發展。應避免建設低密度（容積率大約為1，居民密度為3000人/平方公里）單一功能型新市鎮，因為它們遠離城市核心區，會分散交通密度并增加交通網絡的成本和能耗。

　　五、包容性：TOD可以釋放經濟適用住房用地

　　一個包容性社會的基礎是能為交通節點附近的所有人員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根據以上原則，通過公共交通為導向的發展來確保）和經濟適用住房。在城市核心區，對于高度集中的高密度工作崗位也應輔之以具體的政策，以增加在城市相對不發達地區工作地點的交通可達性。包容性區劃應像美國一樣確保居民的負擔能力，例如，在香港，基于獲取的價值來資助公共服務的公共政策已經在1970年和2010年之間在新界地區釋放了60萬套新住房用地，該地區具有方便的公共交通條件和大量的工作崗位，并且上下班通勤時間都低于30分鐘。

　　六、局部可達性的實現必須有一個密集的、有良好連通性的街道網絡

　　交通網絡的可達性，應該通過各交通節點周圍具有良好局部可達性的設施來確保實現，這通常被稱為“最后一英里”問題。在具有國際高競爭力的城市，這主要通過密集而具有良好連通性的街道網絡來解決。在這類城市，每平方公里大約有100個道路交叉點。

　　城市發展應基于具有良好連通性的街道網絡，這些街道也同時界定小塊的街區。應避免寬度達400米的超級街區和帶有障礙物的主干道。在這方面，紐約算是最成功的世界級大城市，它采用30米寬的寬闊大道和20米寬街道組成的道路網絡來界定街區。大多數情況下，一個街區一般長60米、寬160米。在這方面，一個城市街區、城市廣場和城市花園的最佳大小面積是10000平方米，但根據具體的要素要求，這個面積也可以更大或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