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高小波 男，河南洛陽人，中共郴州市委黨校教師，社會學碩士，研究方向：中國鄉村社會。

　　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關系現代化的成敗，一直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賀雪峰教授多年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在多年調研、深入了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基礎上，對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提出了獨特的思考，對我們了解和思考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同時對提高我們對我國社會現實的認識也有極大幫助。

　　賀雪峰認為，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在全文的論述中，賀雪峰從國際城市化的對比中尋找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獨特性，進而從現代化的視角探索出正確的選擇——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并詳細分析了中國穩健的城市化道路的前提——中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關鍵——避免幾種誤區、路徑——制度基礎上的“三輪驅動”。

　　一、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性

　　1、兩種不同類型城市化的對比

　　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在當前國際范圍內，以歐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亞非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效果呈現出巨大的反差。前者不僅城市化率高達80%左右，而且進城人員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生活保障程度高；后者則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情況，不僅城市化率參差不齊，如巴西在上世紀80年代城市化率就高達80%，而印度當前才30%多，非洲很多國家則只有10%多一點，而且普遍出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出現這種反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的差異，而在于兩者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也即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同。

　　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而形成這一結構的核心在于核心技術。盡管全球化讓世界趨于平等，但由于發達國家壟斷高新技術，壟斷了高附加值產業，發展中國家由于沒有或缺少核心技術，在整個國際分工體系中只能進入壁壘較低、易標準化的產品和加工環節，也就是低附加值產業，這從空客與褲子的貿易、芭比娃娃的產銷等案例中得到明顯的體現。高附加值產業為發達國家提供了企業高回報、工人高工資、政府高稅收，低附加值產業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企業低利潤、工人低工資、政府低稅收。這形成了一種惡性：企業低利潤就趨向偷稅漏稅、減少治污成本、降低工人工資；工人低工資就只能年輕時進城務工，年老時返鄉或淪入城市貧民窟，無法在城市體面地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政府低稅收就無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將進一步固化這種不平等結構。所以，出現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

　　2、一種新類型：中國的城市化

　　以上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基本可以涵蓋世界上所有國家，但是，中國卻又呈現出另一種情形，即城市迅速發展，在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并未落下，沒有出現其他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貧民窟現象。這可以被稱為城市化的中國道路。

　　中國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這可以從城市化率可以體現。按戶籍人口計算的話，中國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按居住地計算的話，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2%。這兩個數據之間的差異達到17%，這是因為2.6億左右農民工及其家屬常年在外務工經商所致。因此，進城農民與家鄉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正是這種聯系及造成這種聯系的特殊制度成就了我國獨特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其秘密在于中國獨特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尤為關鍵的就是小農經濟、土地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具體而言，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安排，保證了農民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免費獲得且無償使用的宅基地，并形成了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我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優質、廉價勞動力，成就了“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土地制度安排上采用的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方式，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階層，形成了當前以城郊農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歸公為核心的土地制度，保證了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使我國城市化進入了良性循環；城鄉二元結構則由過去的剝削性結構轉變為保護性結構，使進城務工經商失敗的農民可以選擇返鄉繼續務農，這使我國城市沒有出現貧民窟，使得農村真正成為了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穩定器和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