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思維轉向法治思維，要求城市建設更強調整體公平，更關注個體權益。法治思維也不是不關注城市建設發展，只是需要執政者以法治思維去推動建設發展，時刻將法治所蘊含的科學理性、民主參與等價值納入城建之中，更看重城市的自由、公平、和諧、權利、福利等，以實現一座城市的良性、可持續、公平地發展。

　　一邊是聲勢浩大的挽留請愿活動，一邊是持續不斷地舉報和上訪。耿彥波，這個從農民的兒子成長起來的“拆遷市長”，以其鮮明的個性和雷厲的作風飽受爭議。

　　如此“冰火兩重天”的境遇，可視作一個時代官員的“樣本”。官員個體是非的背后，代表的其實是一種政府推動城市建設的行為模式。走出官員個體的爭議困境和聲譽兩難，必須把脈背后的執政思維理念和城市發展模式。

　　不知從何時開始，城市的建設面貌被視為地方發展的“名片”。那些鱗次櫛比的高樓、寬敞整潔的大道，往往成為評價一個地方主官能力與政績的指標，同時也構成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環境條件。于是，在一種“經濟學思維”的運籌之下，一些能吏主政一方，首先會大刀闊斧地將所在城市“整容”一番，修地鐵、擴道路、建橋梁、拆舊城，城市“舊貌換新顏”，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政績”，對城市里的大多數居民而言可能是好事。

　　但“經濟學思維”的局限在于，它一切都是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對效率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公平。為了追求城市建設的效率，必須尋求更為個人主義的決策、更為集中統一的方式、更為簡單強硬的手段。于是，伴隨城市極速擴建的過程，行政方式上積攢了越來越多的矛盾與沖突，那些利益因此受到損害、又缺乏足夠的行政耐心和正當程序對待的居民，漸漸被推向城市發展的“對立面”，有的甚至變成了官民沖突和群體性事件的“策源地”。

　　由于缺乏法治化的執政思維，“大拆大建”的城市發展模式，很容易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而追求城市建設的利益最大化。這在經濟學范疇中看似合理，但從更為長期的視野來審視，這種城建模式往往蘊含著決策失誤的極大風險。城市作為一個共同體，其發展的規模、建設的速度、規劃的設計，本應當由共同體內的人說了算，建立在科學、理性的評估之上，納入民主決策、依法運行的軌道之內。但現實中，大拆大建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往往由領導個人說了算，“拍腦袋決策”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城市一年修改道路上百條，城建投資動輒上百億，領導指哪兒推土機就拆哪兒。在貪大求全的功利目的指引下，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人工景點、亮點工程越建越多，耗費了納稅人巨額的錢財。而其最終對地方發展的實際效益如何，對改善當地百姓的生計有多大作用，卻往往無人問津。

　　現實中，一些地方頻頻出現“死城”，一些亮點工程成為“爛尾工程”，一些惠民工程變作了“傷民工程”，背后都與政府決策失誤有關。一組被廣泛引用的數據顯示，“七五”至“九五”期間，中國的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由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約4000億到5000億元。按照全社會投資成功率70%計，每年因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在1200億元。這種驚人的巨額浪費，比腐敗的成本還要高，其背后折射出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嚴重不足。

　　不難看出，“大拆大建”的城市發展模式，雖然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但根本上反映出政府官員頭腦中深刻的“經濟學思維”，無論是否真心推動地方發展，這種模式本身都體現出政府行為的人治化傾向，凸顯出城市發展治理中的法治困境：政府決策法治化不足、民眾參與缺乏法治化保障、對官員的問責監督式微、城市建設的效益缺乏制度化評價。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納稅人權利意識不斷提高，公民法治觀念和參與意識不斷增強，這種過度受官員個人影響的城市發展模式和政府行為模式，值得認真反思和徹底修正。

　　首先，官員主政應當從“經濟學思維”轉向“法治思維”。十八大提出，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的能力，法治思維引起了理論界和輿論界的廣泛解讀；但是人們缺乏對現有執政思維的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官員從政的主導性思維歸結為一種“經濟學思維”，其在城市發展中的體現就是重效率輕公平、重發展輕治理、重硬件輕軟件，建設工程、擴展城市才是硬道理。站在一座城市的沙盤模型面前，市長們常常會以投資家的眼光，心中涌起大干一場的沖動。

　　經濟學思維并非洪水猛獸，但對于主政一方的官員而言，其推動城市建設的行為最終需要歸結到依法用權、依法行政的評判上，法治思維才是官員立身之本、發展之維。從經濟學思維轉向法治思維，要求城市建設更強調整體公平，更關注個體權益。法治思維也不是不關注城市建設發展，只是需要執政者以法治思維去推動建設發展，時刻將法治所蘊含的科學理性、民主參與等價值納入城建之中，更看重城市的自由、公平、和諧、權利、福利等，以實現一座城市的良性、可持續、公平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