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學者縱論新常態下的城鎮化
9月20日至2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主辦,恩施州政府協辦的“2014年海峽兩岸論壇”在恩施舉行。來自大陸和臺灣地區的120多位專家,圍繞“海峽兩岸城市發展:比較、借鑒與合作”這一主題,就新型城鎮化建設、城市發展與治理、兩岸城市發展合作前景等,展開深入研討,呈現前沿觀點。本報記者現場采訪其中的10位專家,現將專訪刊登如下,以饗讀者。
全球進入經濟新常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李揚
經濟新常態,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首次提出并使用的。1987年至2007年,全球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長達20年的大繁榮時期。這一時期被國際經濟學界稱作“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其主要特征是: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低通貨膨脹率、低失業率并存,同時,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明顯弱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以“外圍/中心”的不平等地位為基礎,這本就深藏著失衡的根源,且愈演愈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強勁崛起,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全球的分工、生產和交換體系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亟需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新常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美國、歐洲的經濟危機、財政危機、債務危機仍未過去;新興經濟體增長下滑。二是各國宏觀經濟政策非同步性,資本投機性增強。三是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四是宏觀經濟政策和以前不同,要旨是“修護資產負債表和去杠桿”。五是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乃至局部戰爭頻仍。
目前,“新常態”已獲國際社會共識。中國經濟自2008年開始,就已進入新常態。
從供給面的原因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的原因主要是結構性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結構性減速通道,這種結構性變化,是經濟成長階段推移的結果。它區別于周期性,更區別于政策性,是發生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自然過程。
從需求面的原因來看,消費作為慢變量,其規模相對穩定,急切間難有作為,而凈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率更是急劇下挫,剩下的唯有投資一途。當前應盡快改變政府主導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投資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投融資模式,加強政府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的合作。
大城市優質資源宜分散化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潘家華
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從根本上說要實現大城市優質資源分散化,產城一體化,還要注重保持城市特色和優勢。
在大陸,好的醫療、教育,好的公共服務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優質資源的高度集中,讓上學難、看病難等矛盾突出。以高校為例,北京、武漢等地高校林立,可以說大城市集中了相當多的優質教育資源。但事實上,在國外,斯坦福建在舊金山一個空曠的地方,劍橋大學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國外這些大學都沒有在所謂的大城市中心。
如果優質資源可以分散化,人們能在鄉鎮接受好的公共服務,就不會一味向往大城市,就能實現人口就地城鎮化。現在的問題是中小城鎮吸納能力不夠,大城市又難以容納那么多人。城市越來越膨脹,社會、經濟、環境成本非常高。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幸福指數也會受影響。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讓城市和農村都有同等的社會服務。發展中,特別要注意產城一體化,注重學校、醫院、文化、商業等服務設施的配套。否則,只有產業而不考慮人的需求,就會出現“潮汐”式現象。
編輯:d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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