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信息

　　對城市規劃的非參與者來說，城市規劃看似是一種只讀的可視化野心。實則，這種野心的制作人對此無能為力，城市規劃的孕育過程是秘密的、充滿私密野心的少數派成果。私密的野心需要公共的野心包裝，在這一過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假信息，過度的信息，通過華麗炫彩的可視化成果掩飾了虛弱而貧瘠的基礎設施，在“營養不良的根莖上嫁接更多的實體”。

　　二十一世紀屬于城市規劃的時代，進口的高速鐵路在前世紀的農業景觀中穿馳而過，進口的建造技術在十九世紀的基礎設施上再造或復制剪力墻混凝土群。甲城市需要再造一個羅馬，乙城市需要新建一座紐約。

　　城市規劃的規范和地方技術規定決定了城市形態，決定了百分之九十的住宅是六層、十八層、十一層和三十三層的。城市土地變成烏托邦各自為戰，充滿世俗的歡樂主義(當然其另一面則是反智主義)。本世紀的城市由匆忙的規劃草就和混凝土建造，并且由高速鐵路連接，高速鐵路讓沿線四線城市城市有再次的復蘇憧憬(幻覺？)——至于其效果則通過房地產指數攀升與否來表達。

　　高速鐵路城市

　　永遠是更多的基礎設施。北京至徐州，北京至濟南，北京至合肥，國家巨大的民族核心(江蘇、山東、安徽、浙江等數省)由高速鐵路的基礎設施連接，古老的儒興區域網絡化為城市復制的靈丹煉爐。網絡化之后的這一區域居住數億人口，就像一座龐大的獨立城市。這座可以使用通用方言的巨大城市，它最重大的危機是缺少本土化的野心、和后計劃生育時代的人智匱乏。

　　所以事實上的北方經濟首都(東北、華東、華南等其他亞區我們還要另加討論)正在從北京(點)變成京滬鐵路本身，線性城市或網狀城市發展的未來一覽無余，曾經說農村包圍城市，今天是“網格上”的城市包圍“網格內”的農村，農村成為城邦時代被控制的城市經濟附屬品，“農村”不再是事實上的經濟和政治單元——它被其周圍的城邦撕碎吞沒——人口外流、資源永久性轉出、失去土地出產品的定價權、失去進口必需品的議價權、間或進口城市回收垃圾或掩埋城市污染物等。

　　城市食物鏈

　　在這個網格化的城市世紀中，若把世界市場比作經濟生態圈，那么中國農村和城市的經濟從屬關系亦在更大尺度上反映到世界關系中：不要擔心河北農村在事實上被北京撕碎吞噬，也不用擔心安徽農村在事實上被上海都市圈吞食，因為北京、上海都市圈亦無非是供養更多其它世界城市的經濟單元之一，并且在世界市場上它們真正擁有經濟優勢甚少。各省份農村地區的產品被本地城市所收購，并且通過這個吞噬過程被吸干人口(通過轉移就業崗位)與資源，而本地城市亦在更進一級的經濟層次上被海外城市或者其他超級城市圈所吞噬。這樣來講，北京、上海對海外市場訂單的依賴，與河北農村和安徽農村對北京出口的行政產品和上海出口的商業產品的依賴如出一轍。

　　在這種結構關系上，沒有人把農村看作農村——它只不過是經濟部門單一，經濟生態薄弱的單純人口聚集地，它提供原材料產品和無差別化的普通人力資源。同理，沒有人把北京看作北京——它只不過是全球市場中作為產品采購和高級人力資源低價輸出的超級批發市場。

　　復雜社會的蝴蝶效應

　　用未來的貸款建造的高速鐵路、網格化的資源收集器(礦業、地產業導向性城市經濟)、以及缺乏信用的城市規劃野心，共同埋下了本世紀的城市隱患。這種隱患的任何一次危機提升都需要更多的透支未來、更密集也更窮盡化的資源收集以及更秘而不宣的城市規劃，種種危機將指數增長，直到有能力使我們的城市能夠停止對全球市場特定產品的依賴，實現經濟類型的升級。我們就像羅馬帝國一樣在更貧窮的土地上試圖透支更多的未來。

　　城市，作為一種復雜化結構，其自身發展的維持(即復雜化投資)所需要的邊際成本的增加速率取決于其本身發展的微妙均衡。基于復雜社會的運行機制，“邊際回報下降使得復雜化策略在整體上不再那樣誘人 ... 當復雜化投資的邊際成本過于高昂時，社會不同分支就開始消極應對或積極抵抗”。(《復雜社會的崩潰》)

　　我們生活在危機重重的復雜化城市社會，任何一朵蝴蝶所煽動的翅膀都涉及到我們這個世紀的脆弱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