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數據來源于《規劃師微博使用情況及相關思考——基于面向北上廣深規劃師群體的問卷調查》

　　樣本為北上廣深16個設計所，其中“使用微博比例”樣本量為278，其他均為200。

　　聽了太多政府、開發商意見，城市規劃師不愿再龜縮在圖紙背后，當“職業背黑鍋”者。他們將陣地搬上微博，開始抬頭問路、宣講理念、抨擊規劃怪現狀。他們也試圖將城市規劃從封閉的政府編制行為轉向開放的公眾參與。

　　“職業背黑鍋”

　　“你知道規劃師是什么嗎？”這是微博名為“規勒個劃”的規劃師在接到南方周末記者電話時，第一句便反問道。

　　他平日里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門，卻總不能令專業人士滿意。

　　目前，像“規勒個劃”這樣的注冊城市規劃師在我國約有16000名。他們是公眾熟悉的陌生人，每個人都在使用他們的作品，大到一座城市的空間布局，小到一條馬路的規劃。不過，他們極少直接面向公眾，更多時候，他們埋頭在CAD（一種畫圖軟件）和成摞的設計稿里。

　　然而，近幾年隨著城市急速膨脹，這群“隱身人”幾乎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在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教授張松看來，無論城市規劃出了什么差錯，人們都會跟上一句：“這規劃是怎么做的？”

　　他們調侃自己是“職業背黑鍋”的。“城市規劃專業真的不是畫圖的……房子蓋得那么丑也不是我們的事，馬路拉鎖也不歸我們管，堵車也不是我們弄的，老城被拆了也不是我們的錯。”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石楠在微博上打趣道。

　　在采訪中，規劃師們感嘆：“很多時候并不是規劃，而是市政、交通、管理、施工方面的問題。”

　　規劃領域結構性的掣肘讓他們“啞巴吃黃連”。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誕生了。

　　這些規劃師不約而同地把宣泄、宣講、討論的陣地搬上了微博，最知名的規劃院院長、規劃“大拿”都在微博上活躍起來。他們不愿意再“打醬油”，一起在微博上“逆襲”話語權。

　　規劃師的微博儼然一個網絡版的行業論壇。若把規劃師單獨分組，滿屏望去，話題基本上離不開“歷史街區保護、地鐵線路、城市空間”等術語。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信息中心主任茅明睿統計了過去一年間規劃圈內“大佬們”粉絲數量的變化：“一般人的粉絲膨脹2倍以上，大牛們翻了6倍。”

　　2012年5月，深圳一名規劃師黃虎針對北上廣深16個知名規劃設計所的278名從業人員，進行了一項頗有意思的問卷調查。問卷通過微博私信發送，回復的速度令他驚訝，“從晚上十點到第二天八點，回收箱里就全滿了”。

　　他發現，規劃師使用微博的比例約為80%，明顯高于整個網民群體；日活躍用戶（即每日登錄用戶）更是高達64%，而新浪微博公布的日活躍用戶數據僅為9%.

　　2012年10月23日，被譽為“規劃師節日”的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昆明召開，會上專門開辟分論壇探討“技術進步：從CAD到微博”。正如一名規劃師在微博上總結：“1.規劃師的工作方式從低頭拉車轉向抬頭問路；2.規劃師的表達方式從畫圖轉向宣講；3.規劃師的思維方式從物理的空間轉向人性的世界，表現為：城市規劃工作從封閉的政府編制行為轉向公眾參與行為。”

　　現實掣肘 微博“曲線救國”

　　令人意外的是，最不滿意規劃結果的往往是規劃師本身。在微博上，他們經常抨擊某些不認可的城市規劃現象。

　　黃虎有些慶幸自己的一個規劃流產。他截圖給南方周末記者看一條被轉發了六十多次的微博，內容是撫順的景觀建筑“生命之環”。他在做深圳中軸線規劃時，也曾有類似構思。“越來越多領導豐碑式的作品正在失去市場，要更多地考慮經濟型、功能性和人們的審美習慣。”

　　采訪中，近十位規劃師都承認，國內的規劃師常常是被動和妥協的。“領導的意識很強勢，有時也并不科學。比如喜歡寬馬路、大廣場。”網名為“wepon-清華同衡”的規劃師無奈地說。

　　“評審會可以開20輪你知道嗎？開發商或政府部門不同意的，一直要開到通過為止。”一位入行8年的規劃師這樣講述規劃亂象。

　　黃虎形容自己的工作是“5+2、白+黑”：一周七天無休，白天黑夜連軸轉，“正常的工作時間是9至23點”。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于規劃涉及相當多的利益主體，常常是白天開會，晚上回來改方案，第二天又去開會。而項目周期非常緊張，大部分半年就要完全結束，其中至少有3輪的當地領導匯報會。

　　他們只用西方規劃師1/3或更少的時間做完一個項目，扎實的調研幾乎是一種奢望。“前不久獲得建筑學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的王澍，他的現場調研時間至少要求1年，而我們多則1個月，少則3天。”黃虎說。

　　除了話語權的缺失，另一個重要的缺失是公眾參與。他們極少和公眾交流，也沒有可以量化公眾意見的技術工具。“規劃師們想要通過圖紙來發出自己的聲音非常難。”茅明睿說。

　　盡管所有規劃都必須公示，但充斥著專業術語的公示不是掛在專業網站不起眼的角落，就是貼在規劃院內或樓道里給自己人看。公眾反映的意見也常常石沉大海。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王鵬感嘆：“以前和老百姓交流沒什么意義，領導說了算。”

　　我國城市規劃在上世紀末開始引入公眾參與機制，但大都仍停留在形式化。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孫施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外，項目初步規劃做成后，便會有社區內工程師、律師、規劃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參與到跨界會議中，討論修改方案，直到意見統一。

　　從“自娛自樂”到引領公眾參與

　　微博的出現，讓一直“自娛自樂”的城市規劃領域有了改變。據黃虎的問卷結果，近七成規劃師認可微博對執業的有益影響。

　　對于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馬向明來說，這種影響還誕生了一個“奇跡”。

　　2011年底，馬向明在微博上首發廣州西湖路騎樓街將拆的消息，被迅速轉發了上千次。“北京路連著的西湖路上的一排騎樓，充滿生活氣息。各位趕緊跟它說再見吧，這里將被拆掉建寺廟。”

　　這條微博立刻演變成為廣州的一項公共議題。“沒想到在兩周后引爆了廣州報紙、電臺和電視對西湖路騎樓去留問題的熱議。規劃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7日作出了回應。”最終有關部門重新論證、重做規劃，未拆除的騎樓也得到保留。

　　有媒體總結，這種“專業+微博+傳統媒體”的模式，刷新了公民參與的方式，也創新了議題設置的模式，影響力倍增。

　　這可能是規劃師們第一次意識到了網絡聚集民意的巨大力量。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尹稚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個好的城市規劃，是政府、規劃師、民眾三方面博弈的產物。”

　　“城市規劃已經不再是官員和技術的神秘領域，而應大力增強公眾參與。微博溝通是增加規劃公眾參與的好方法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吳必虎用微博回答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

　　“它更多的意義在于民主化的意義。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發出聲音，表達對城市的訴求，維護自己的權利，比起街頭問卷，微博可以更有針對性地獲得特定群體的需求。”這是2012年9月規劃師王鵬寫的一篇長微博，評論26次，轉發94次，大部分規劃師都贊同。

　　在規劃師們的眼里，將來最好的狀態是，公眾通過微博等方式參與規劃，而規劃師進行數據采集和分析，最終優化規劃，讓公眾參與的本質真正可以實現。

　　一個例子是，臺灣兩名學者利用Google Earth平臺開展宜蘭龜山社區規劃，規劃師利用地圖、矢量圖層和照片與社區居民進行討論。相對于口頭討論或搭配紙本地圖的討論，這種形式更能引發社區參與者的動力。

　　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在茅明睿看來，“這不著急，影響會從規劃師傳遞到官員再到更核心的決策者。公眾可以在其中看到規劃師的態度和觀點。”

　　盡管博弈并不輕松，但微博已逐漸成為城市規劃的一個公共討論平臺。在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茅明睿做了主題發言。他認為，微博最大的技術進步是擴大數據來源，“最大限度地了解到城市中個體的人”。

　　依然有一些規劃師保持謹慎的態度。據茅明睿回憶，當時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黨委書記張京祥并不完全認可，表示“不宜過于理性地分析微博，而更應看重它的人文作用”。這名規劃界知名學者很久前就注冊了微博，但從沒有發過，僅有一個頭像的頁面空空蕩蕩。

　　而不久前，他發出了第一條微博：“不好意思，謝謝各位的關心，給大家添堵了。首先申明這微博確實是我的……新手決定上路，還請多多關照！但是可能不是很勤奮，也還請各位多多包涵！”消息發出，規劃圈內飛速轉發，他的粉絲也從800多急漲至近2000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