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大力開展植樹造林，推進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嚴格保護江河源、濕地、湖泊等重要生態功能區。“3·12”植樹節到來之際，代表委員紛紛提起綠色話題，呼吁要加大力度提倡公民植樹造林，同時政府應在宏觀層面進行頂層制度設計，建立合理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社會、企業、政府多方發力，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共建生態良好的美好生活。

　　植樹不能“買樹”

　　“植樹還是要親歷親為。”程靜代表說，近些年一些單位組織植樹活動，往往是按照每個人幾十元計算，把種植一棵樹所需花費累計起來，以現金形式繳納給園林部門。“我不贊成這種方式。植樹不僅是種下一棵樹，更重要的是通過實踐勞動，體驗綠化環境的美好感覺，培養個人環保意識。另外，繳納植樹費用最終是否是用于植樹了，也沒人知道。”

　　徐頂峰代表認為，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大，個人忙于生存，政府忙著發展經濟，但對于植樹節這類活動還是應該高度關注。“我們應該大力提倡植樹造林活動，有益于改善生態，綠化環境，提高生活質量，比如公眾熱議的PM2.5話題，植樹造林是一個降低PM2.5的有效方法之一。”

　　“植樹已經成為合肥人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吳存榮代表說，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不斷加強，認識到一旦環境惡化，即使物質豐富也很難有幸福感。近年來政府對植樹造林投入力度很大，比如合肥植樹造林已經超過20萬畝，不管是荒地荒山，還是房前屋后，都爭取實現綠化覆蓋，黃土不露天。同時，“生態強省”也已被安徽省作為“經濟強省、文化強省、生態強省”重大目標之一，政府對改善生態、植樹造林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中科院院士、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顧逸東代表表示，我國人造林面積的增長在亞洲范圍內名列前茅，包括退耕還林等林地保護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些適宜種樹的地區要鞏固已有的成果，在西北等難度比較大的地區要選擇適宜樹種或者其他植物，大力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避免沙漠化等。”

　　植樹還要護綠

　　“植綠更應該護綠。”方春明代表說，植樹節僅是一個形式，改善生態、美化環境才是目的，但現在一些地方重視植樹、不重視護理，導致林木成活率很低，達不到改善生態的目的。

　　植樹要因地制宜，分別對待。朱國萍代表說，在甘肅一些地方，由于缺水的原因，雖然當地老百姓年年種樹，但成活率很低。對于這樣的地方，政府要主動組織科技人員到當地技術指導，或者構架科研高校與當地合作的產學研平臺，科研機構可以為當地推薦或者培育一些耐旱的樹苗，走出年年種樹、年年樹死的老路子。

　　上海市政府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蔡建國委員說，環境保護不僅是綠化部門的事情，其他有條件的部門都應該一起參與。特別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要將綠化率納入整體規劃。“讓生態環保的綠色理念深入人心，從外在的要求內化為自覺的素質，植樹活動的效果才會真正顯示出來。”

　　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代表表示：增加綠化對于大氣污染物的治理有利，除了可以在空中攔載、吸附顆粒物外，有的樹種還可以吸收有害氣體，例如夾竹桃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硫。“我了解到北京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中就要大量種樹，上海第五輪三年環保計劃也包括了一大批關于綠化項目。”

　　植樹更需國家頂層設計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汪紀戎代表說，應利用植樹節等宣傳綠色理念和生活方式，強化綠化祖國美好山河是每個公民義務的意識。“相比20多年前，我國森林覆蓋率高了很多，從衛星照片上看，綠化面積增多很明顯，但是林木的蓄積量不多，人造林多了，原始森林少了。”

　　汪紀戎表示，在鼓勵個人身體力行的同時，國家頂層設計是否給力則更為重要。“十一五”期間出臺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把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這四類主體功能區，這是我國生態保護在國家層面上的一大進步。但是，對禁止開發和限制開發范圍的地區，要求他們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當地因此付出的經濟發展緩慢的代價如何補償，需要進行合理有效的制度設計和利益協調。“對于我國生態補償機制，我一直呼吁了很多年，但一直沒有出臺，很讓人遺憾。”

　　她告訴記者，安徽與浙江所簽訂的新安江生態補償協議，是省際間生態補償機制的破冰之舉，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從全國范圍看，這一舉措還遠遠不夠，比如整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更大范圍內的生態補償，涉及省份更多，無法像新安江生態補償機制一樣，進行一對一的經濟補償，而是需要國家通過稅收政策來進行利益調整，這是一個更為復雜的計算和衡量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