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指出：“行政區設在城中， 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積甚大，勢必不能在城內解決，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區同辦公地點的距離便大到不合實際。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萬至十五萬人在政府辦公地點與郊外住宿區間的往返奔波，產生大量 用交通工具運輸他們的問題。且城 內已繁榮的商業地區，如東單、王府井大街等又將更加繁榮，造成不平衡的發展，街上經常的人口車輛都要過度擁擠，且發生大量停車困難。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時，唯一補救辦法就要想到地道車一類的工程。一一重復近來歐美大城已發現的痛苦，而需要不斷耗費地用近代技術去糾正。這不是經濟，而是耗費的計劃。”

　　“梁陳方案”希望將中央行政區放在舊城以西的近郊地帶建設，并在行政區以南，建設一個商務區，其用意在于形成一個多中心的有限制的市區，既保護舊城，又促進各自區域內的職住平衡（即職業與居住的平衡），降低長距離的交通量。

　　梁思成、陳占祥強調，他們提出這個方案（“ 梁陳方案 ”），是根據大北京市區全面計劃原則著手的，如果該方案通過，他們將依此進一步草擬大北京市的總計劃。可是，連“梁陳方案”都不被接受，大北京計劃更是無從談起了。

　　“梁陳方案”所代表的平衡發展城市的理念未獲接受，其后果，我們已能痛切感受。

　　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一提起“ 梁陳方案”，就認為它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還要 抗 美援朝，哪兒有錢建新都呢？

　　但那個時候，就有錢去拆舊城嗎？要知道，“梁陳方案”對抗的是拆舊城建新都的方案。后來，擺在舊城內的長安街行政中心區，到現在也沒建完。“梁陳方案”是百年大計，也是可以分階段實施的。

　　事實上，把中央行政區放在舊城內建設 ，當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難。1954年，北京市的一項調查發現，全市新建的房屋，約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原因就是怕拆遷太花錢。

　　1956年，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會上說 ：“ 一直說建筑要集中一些， 但結果還是那么分散，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難。城內要蓋房子，就得拆遷，蓋在城外，這方面的困難會少一些。”

　　蘇聯專家跟梁思成爭論時說，舊城內的基礎設施是現成的，把行政區放在舊城內建設，就可以省掉基礎設施的投資，因此是經濟的。

　　要在城內搞建設，就得把城內的老百姓都搬出城去，這樣一來，還是得給百姓新建基礎設施。

　　“梁陳方案”還寫道：“我們若遷移二十余萬人或數十余萬人到城外，則政府絕對的有為他們修筑道路和敷設這一切公用設備的責任，同樣的也就是發展郊區。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費用。”

　　然而，這個費用，當年在不少遷居區被縮減了。以至于1956年，甘家口居民區（北京市在城外開辟的15個外遷居民安置點之一）41位居民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區沒有一條正式的道路；沒有一個診療所；沒有一個公用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要求增設居民必需的公共設施”，惹出一場風波。

　　說到底，就是因為拆建舊城投資甚巨，經濟上代價太高，建設單位才去“克扣”遷居區的基礎設施，甚至降低安置房的建設標準。

　　鄭天翔（編者注：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在規劃局關于甘家口居民區等遷居區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城市居民遷出城外，會生活無著 。”

　　了解以上史實，我們還會說“梁陳方案”在經濟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嗎？我們得不出這個結論。

　　1958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北京市擬定了總體規劃，確定了“單中心+環線”的發展模式。這個總體規劃甚至提出“故宮要著手改建”。盡管周恩來曾在1960年提出“故宮保留，保留一點封建的東西給后人看也好”。1963年，故宮改建還是進入了論證階段，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拆除的方案。

　　這才是梁思成真正的對手。連故宮都要改建，還有什么不能改建？“梁陳方案”不被接受，哪里是經濟上可不可行的問題？難道今天還有人要論證，拆故宮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嗎？